在成都新津的宝墩遗址，探求长江上游的史前先民与外来文化的相遇碰撞整合，如何缔造“天府之根”；

　　在三星堆博物馆，走近瑰丽奇特的青铜文明，这个神秘古国的消失,犹如诞生般,充满了不解的谜团；

　　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看发达兴盛的稻作文明下，太阳神鸟里所蕴藏的农耕文化密码……

　　这趟长江文化考察，在成都平原上行走的每一天，我们看着长江上游文明从朦胧到清晰，渐渐显影，聆听这条大动脉与中华民族的息息相通。

　　现在，我们站在成都的中心——天府广场上，前方就是成都博物馆。

　　成都人会很自豪地说，你来到成都博物馆，就是站在城市中心去看城市历史。

　　这话不错。在中国的城市中，成都是非常少见的，它完整地覆盖在了2300年前的城址之上。这也让我们非常期待，去到数千年延续至今的城市中心，找寻它与长江的血脉相连。

　　2300多年来，成都城屡有兴废修葺，但成都的城市中心位置一直没有更移，史料和考古资料显示其中心就在今天的天府广场一带。其中一大力证就是镇馆之宝——天府石犀的出土。

　　2012年，在四川大剧院(原天府广场钟楼)工地处，发掘出一头长3.3米，宽1.2米，高1.7米，重约8.5吨的石犀。数字多少有点抽象，当我在展厅看到形象憨萌却如此庞大的石犀时，着实吃了一惊。“在博物馆建成前，它就已经在这里了。”馆方工作人员说，石犀出土的位置距离现在展示的成都博物馆直线距离只有200米左右。

　　“在‘花重锦官城’展览中，我们把天府石犀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标志。”成都博物馆副馆长黄晓枫博士说，“石犀，为观众打开了一扇走向天府之国的大门。”

　　为什么这么说？“公元前256年，李冰任蜀郡太守，修建都江堰这一来源，实际上这是成都城市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或者说突破点。”

　　文献记载，李冰作石犀五头，两头在江中，两头在府中，一头在桥下，“以厌（压）水精”，“府”就是当时的郡府。石犀在传说中能避水镇水，研究者认为它应该还具有水则的功能，是当时测量水位的工具，与都江堰的修建有密切关系。

　　“不少人认为，都江堰主要是防洪工程。实际上，它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此。”黄晓枫说。

　　李冰自秦国来到蜀地，主政一方，他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是集南北水利工程之大成的伟大创举。“他把当时南北方先进的治水技术汇集起来，结合蜀地的建造技术，加上地理堪舆，对整个成都平原及周边水系进行梳理，最后修建了渠首工程，对成都平原的水系进行了一次疏导，以调节江河的水量，形成一个集灌溉、防洪、航运为一体的综合性水利工程。”

　　自此，经常出现水患的平原变成了一个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

　　“是长江水系赋予了这座城市文明起源的动力。”黄晓枫说，成都平原位于长江上游，自远古时期起，这里的文明起源和水的关联就非常密切。“成都平原的文化就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大江纳百川，汤汤江水打通了上中下游的文化，一江之水哺育了共同的精神价值观；而同时它又在互动交流中，消化成长出新的自己，在各个时期都体现出独具的特点。”

　　【2】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李白的这句著名诗句大家耳熟能详，但黄晓枫觉得，可能很多人也因此会误以为，蜀地是一个封闭的地区，地处四周高山环伺的盆地，与外界交通不便。

　　“实际上，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各时期文化包含了丰富的外界文化因素，除了来自长江流域的，从黄河流域来的也不少。”黄晓枫说，四川盆地它有许多条对外交通孔道，其中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长江水道，一条是蜀道。

　　秦蜀、川陕之间，很早就有人从秦岭、巴山南北往来。“在青铜时代，就是商周时期，彼此间就发生了密切的文明交流和互鉴。”

　　黄晓枫认为，盆地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也促成了蜀地独特的文化面貌，比如三星堆、金沙出土的东西，就和中原有很大不同，和长江中下游也不一样，具有自身的强烈特点。“地处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我们都说它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文明起源的组成部分之一。”

　　那么，如何提炼长江上游这座城市的特性？黄晓枫用了四个词：开放、包容、乐观、创新。

　　如果讲得再细一点，她分四个阶段来概括成都这座城市乃至成都平原的文化特质：古蜀文明的瑰丽神奇，两汉时期的物阜民丰，唐宋时期的繁华绮丽，明清时期的首领西南。

　　“它所呈现出来的文明文化发展的态势，一是在融入，从古蜀到两汉，我们的地方文化就融入了中华文化的体系；二是在创造，不断造就文化的高峰。这也可以看作是长江文化的一个特点。”

　　黄晓枫还认为，在“天府之国”的文化进程中，影响至深的重要事件，一是前面提到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造，是农业的大发展，二是文翁筑石室，促进了本地文化与教育的大发展。

　　文翁是汉代的蜀郡太守，在任时创办了全国最早的官学文翁石室。由政府出资办学，免费招收适龄青年，成绩优异的会被推荐去长安接受更高的培养，回蜀后委以重任，担任不同的官职。这一举措促进了蜀地教育的普及，激发了蜀人的向学热情，人才辈出。到了东汉，号为“蜀学比于齐鲁”，蜀地的文教达到能与鲁地不相上下的盛况，非常了不起。

　　在天府广场，出土过两块汉碑，分别记述李君和裴君两任郡守带领老百姓奋发向上的事迹功德，其中有“巍巍大汉”“列备五都”等文字，亦可见两汉时期成都的重要地位。

　　在展厅内，有一面陈列墙有两块巨大的汉墓画像石，上面刻画了织布、酿酒、种植水稻、养蚕植桑等等生动的景象。我们像看连环画一样细细辨认，有的房子看上去像粮仓，有户人家养了好多禽畜，有一位青年似乎正要给一位老者送东西。“年满七十的老人可以得到政府的生活补贴，这是汉代的养老制度，而它非常生动地刻画在了蜀地的画像石上。”

　　画像石上，还有纺织画面，以腰机进行平织的纺织技术当时在中国各地都在普遍发生，但成都博物馆里陈列着两台出土于老官山的汉代织机模型原件。

　　“我们依照人偶比例复原了织机，后来研制织出了国宝级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样的蜀锦。”黄晓枫说，老官山出土的勾综式提花织机证明汉代的成都已经诞生了堪称全球最先进的纺织技术和机械构造技术，打个比方说，这些织机犹如汉代的计算机，通过经纬丝线的编排完成了复杂的图案编程。

　　“无论是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位于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区域，呈现蓬勃发展的状态。”黄晓枫说，这样的文化面貌和长江文化是同频共振的。